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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年間兩次譜禁

乾隆年間兩次譜禁

清朝對于民間修譜的態(tài)度曾發(fā)生一次重大轉變，即乾隆朝譜禁，此乃譜牒編修史上一大事。

原本，清朝統(tǒng)治者為弘揚宗族倫理和穩(wěn)定社會秩序，對民間修譜的態(tài)度是鼓勵和支持的。但是乾隆朝卻一改以往的態(tài)度，對民間譜牒的內(nèi)容、格式大肆干預，而導致此事發(fā)生的導火索，主要包括我們熟知的文字獄、以及滿漢黨之爭等問題，這些使得乾隆皇帝對族譜格外關注。

全國范圍內(nèi)的譜禁正式開始于輪隆二十九年。江西巡撫輔德發(fā)現(xiàn)該省存在同姓不同宗的家族合族建祠的問題，而且民間慕修的家譜隨意攀附，十分荒謬，于是他奏請查禁祠宇流弊。乾隆帝予之高度重視，在上諭中要求各地督撫留心稽查，著手整頓。此后，乾隆朝的譜禁政策至少有三個特征：一是嚴禁的范圍由一省推廣至全國；二是嚴禁的內(nèi)容是對譜系中偕越現(xiàn)象進行規(guī)范；三是嚴禁的對象是全國各地宗族普遍的修譜活動。

乾隆中后期，譜禁力度逐漸加大，譜禁內(nèi)容不斷擴充且具體化，尤其是在四庫全書纂修前后。清廷借修書的機會，徹底清查全國書籍，在此期間遭到禁毀的書籍無數(shù)，全國各地的譜牒和方志等也難逃厄運。這期間由于犯禁而招致嚴厲罪責者并不少見，比如乾隆三十年福建胡學成兄弟刊修家譜案。乾隆朝采用政治力量干預民間修譜的譜禁行為，歸根到底，還是出于維護封建宗法制度進而強化自身統(tǒng)治的需要。

具體來看，譜禁政策的執(zhí)行力度各地存在差異。有的宗族因此家破人亡，譜毀無存：有的宗族在地方官府的支持下核查重修，適當變通。后者較為普遍。當然，這也和各宗族的應對態(tài)度有關。在譜禁政策嚴格執(zhí)行的情況下，宗族若主動配合審查，積極重修，或許能逃過一劫，息事寧人。比如，徽州張氏、鄧氏幾個重視宗法和修譜的大宗，靈活地予以回應，重修族譜。

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。譜禁政策看似嚴格，但也非百害無一利。編纂族譜本就應以實事求是、客觀真實為核心。但是在實際的族譜發(fā)展過程中，卻逐漸出現(xiàn)翠附等陋習。

乾隆朝的譜禁政策使民間譜牒存在的這些問題有所修正，對提高譜牒質量有一定的意義。該政策的實行影響了族譜編修體例，一定程度上對民間修譜起到了規(guī)范作用。比如，各地宗族不能再妄自援引追溯祖先，多以五世祖或始遷祖作為家族祖先的上限。

縱觀乾隆治國60年，竟發(fā)生了各類打擊社會底層的文字（言論）"小案"42起，計分四類：炫才邀恩16起；妖言案九起；憤怒謗議8起；僭妄犯諱9起。（四）僭妄犯諱2、胡學成兄弟刊修家譜案主角湖北漢陽知府胡學成、廣東連平知州胡功成先后罷官回福建故里。兄弟倆于乾隆19年刊修家譜，內(nèi)有“太祖”、"昭穆"、“武宮"、“煬宮"、"世室"、“升退"、"籠罩天下"、"親賢樂利"等"借妄"字句。二人卒后，奸人胡作梅因圖產(chǎn)不遂，便控告胡氏家譜有上述"快謬之詞"。

福建巡撫定長上奏朝廷，認為胡作梅"挾嫌誣蔑"，擬發(fā)附近充軍；胡氏兄弟身為職官，非鄉(xiāng)愚可比，竟將"僭妄"字句寫進譜內(nèi)，請旨革去職責，追奪語命。

得旨交刑部議奏，時為三十年（1765年）二月。

乾隆年間兩次譜禁（文摘二）《談談清朝乾隆年間的譜禁問題》（節(jié)選自《南山天地的日志》2006.10.16）期間，曾發(fā)生過一次因民間修譜內(nèi)容不合規(guī)范而導致政府出面干預的事。

江西巡撫輔德上任后，發(fā)現(xiàn)江西境內(nèi)大量出現(xiàn)合族建祠現(xiàn)象。本來沒有關系或關系不大的同姓家族，合資修建祠堂，借以收斂錢財導致祠產(chǎn)糾紛不斷增多。同時，受當時風氣影響，各家族在慕修家譜時大都遠攀古代君主作為自己的祖先，行文中也經(jīng)常出現(xiàn)一些僭越之詞。于是他給乾隆皇帝上書，希望采取措施，改變這種狀況。根據(jù)他的奏章，乾隆皇帝下令各省督、撫和地方官員留心稽查，也就是說對所屬地區(qū)家譜內(nèi)容進行一次全面的審查，并明令禁止不準在省城、府城內(nèi)合族建祠。輔德深受鼓勵，在江西境內(nèi)全力執(zhí)行，逐族審查，調驗譜書，果然發(fā)現(xiàn)問題很嚴重：江西各族譜中，始祖推到唐、宋，已屬近代，而以兩漢之前，三皇五帝為始祖者，比比皆是，甚至已遠涉到盤古帝皇，據(jù)統(tǒng)計，江西境內(nèi)家譜中載有荒誕不經(jīng)始祖的共有1016種，足見這種現(xiàn)象的普遍。

輔德在清查的基礎上，下令所有這些族譜一律刪除，并毀其版，而以始遷本地或世系分明者為始祖。家譜修成后，必須經(jīng)官府審查無誤，蓋印后方可分發(fā)。族譜審查期間，許多家族顧不得家譜不外傳的古訓，恭恭敬敬地將族譜交送地方官府審查，以求過關。這次族譜審查還僅僅是開始，如有違規(guī)現(xiàn)象僅僅是刪改內(nèi)容，審查通過后還可以付印刊行，問題嚴重的也只是將族譜原版毀掉，沒有涉及到人身安全。到了乾隆中期愈演愈烈的文字獄對族譜編修則是施加了更大的壓力。

清政府出臺了有關家譜編修的具體規(guī)定更加嚴厲，違者就要冒掉腦袋的危險了。這些規(guī)定是：

1，祖先名字如果犯了廟號、御名、親王名直至孔子名諱的，一律改用同音字2，不準妾自攀援祖宗，只能以五世祖為始祖，或以帶領全家或全族遷至當?shù)氐淖嫦葹槭甲妗?/span>

3，禁止在族譜中出現(xiàn)“世表”“傳贊”名目。

4，如果行文中遇到本朝年號必須另起一行，后改為必須空一格。

5.取消“藝文錄”，這部分內(nèi)容不好審查，也最容易出問題。

6，不準刊載祖宗的畫像。

7，禁用一些帝王和朝廷專用詞匯，如“開基”、“創(chuàng)業(yè)”、“中興”….第一，不準妄自翠援追溯祖先，只能以五世祖為始祖，或以帶領全家或全族遷至當?shù)氐淖嫦葹槭甲?。在清朝，只有皇家是最高貴的，其它百姓均是治下子民，如果攀援到幾十代上百代之外的祖先也是皇帝，以帝族自詡，豈不混淆視聽，引起混亂嗎？以五世祖或始遷當?shù)刂鏋楸炯易遄嫦鹊纳舷?，則一切人家最多只能是豪門世家，祖先也是子民，現(xiàn)在仍為子民，心安理得，不存邪念。

第二，結構上不準出現(xiàn)“世表”、“傳贊”之類，以符合庶民身分。世表、傳費等是史書體例。世表在史書中只能用于皇帝國戚，達官顯貴，傳贊也不是普通庶民之家所應該使用的。為此，世表一律改成世譜，傳贊取消。同時，譜中還不準刊載祖先畫像。此外，對于明代以來家譜中經(jīng)常采用的只供形容古代帝王諸侯的用詞，如始遷為開基，置業(yè)稱創(chuàng)業(yè)，造屋稱啟字，復興稱中興等僧妄之詞，一律恢復原稱。

第三，行文中遇到清代的年號，要換行抬一格寫，有時考慮到不斷換行太浪費紙張，也可采用在本行空一格再寫，以示尊崇。在行文中如有晚明的年號，一律刪掉，換算成清朝年號，或直接寫明唐王某年或桂王某年。此外，文人慈禍全在筆端，因此，對于家譜中藝文類的文章嚴加審查，只要有違礙文字，一律抽改，更有許多在此時新修的家譜，干脆取消這方面的內(nèi)容，不要藝文類，以保無虞。

在譜禁嚴格的時期，很多家族在家譜修成之后，不顧家譜不外傳的規(guī)矩，恭恭敬敬地迭交地方官員審查，以保安全。

可是，宋代以后的家譜，都由私人所修和珍藏，很少會流傳出去。再說，子孫給祖先改名字，本身就不符合傳統(tǒng)的道德準則，家譜的序、傳、藝文，通常是修譜人家用以炫耀家世之所在，不容粉飾，據(jù)實而言，又何以能夠驕人。先人畫像，原也是家譜的特色之一，如果去掉實在也是使人感到遺憾的。因此，即使在譜禁最嚴厲的時期，除了一些較為謹慎、或有在朝做官的家族嚴格遵守之外，一般家族大多沒有嚴格遵守。尤其是乾隆之后，統(tǒng)治者對思想文化方面控制逐漸放松，再加上全國新修家譜數(shù)量激增，無論是哪方面，已沒有精力或不可能再一部一部地審查所有家譜了，清代的譜禁也就逐步取消了。

乾隆年間兩次譜禁文摘四：《孔子世家譜：稀世的私譜之冠》（節(jié)選自《家譜》/吳強華著/重慶出版社/2006年1月版）載有康熙年間出版的《孔子世家譜》，該書是孔氏家譜中質量較高的一部，分24卷，共印100部，其中10部朱印，90部墨印。家譜記載了孔裔20派60戶的繁衍情況，這也是第一次在譜中確認孔裔的20派60戶。

清乾隆九年（1744），71代衍圣公孔略煥依例修譜，這也是孔氏家譜唯一的一次按照60年一大修的規(guī)定進行的修譜活動，全譜24卷，刊印120部。然而，該譜刊印30余年后，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，衍圣公府緊急頒布禮令，將所有原本全數(shù)收回。原來當時適值譜禁高潮，清政府正在重點清查家譜中的僭妄、違礙字句，已經(jīng)發(fā)生多起因家譜中用詞或體例不當而遭地方官員舉報的案例，孔府雖然地位尊貴但也不敢無視當時的譜禁形勢，于是便有了這次召回家譜的事件。

家譜收回后，孔府刪除了姓源和年表兩卷，刪節(jié)了大部分舊序和跋，刪減了孔子事跡和歷代名人事略，并修改了所謂的違礙、犯諱宇句。改刊后的《孔子世家譜》為22卷，刊印165部?；蛟S是受到乾隆年間譜禁事件的打擊，此后孔府便絕口不提修譜之事，嘉慶、同治兩個甲子年都沒有續(xù)修家譜。直至1930年，孔府才重新設立譜局，開始了新一輪的家譜纂修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