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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譜故事 我的父親懷念爺爺

錦秋文譜今日分享家譜故事為一封信，關于“我的父親懷念爺爺”。

有關我父親的革命生涯問題，由于歷史原因，我本打算永遠沉默下去。但是鑒于旌介村委和革命先輩們，為了紀念前人，教育后代，在編寫村史時又提起了他，認定我的父親是“犧盟會工作者”、“地下黨員”、“革命烈士”。作為他的骨肉，也作為中共黨員，為了寫好村史，我有責任將童年時，耳聆目睹父親的革命活動，贅述于下，供編寫村史參考。

我父王善本，乳名驁驁，化名王少卿(1908—1943)享年35歲。他上過什么學，我不清楚，只知他能寫會算，并擅長于作畫，修理鐘表等，在村里稱得上是個文化素質較高的人。

他和張文昂是深交，聽我祖母將：“七七事變“前，張被閻錫山關進監(jiān)獄，其母要去太原探監(jiān)，徒步在我家先住幾日，那時鐵路不通了，向我父詢問探監(jiān)手續(xù)和張的情況，爾后才去的太原。

我四、五歲時，約38、39年，父親在犧盟會和抗日民主區(qū)政府工作，身份是公開的，村里人都知道，職務大概是特派員、助理員什么的，掛個“員”字是無疑的。我記得當時的區(qū)長叫何景文，副區(qū)長是集廣村西塬的王麻子(王成文的父親)，王原是日偽舊人員。我黨建立抗日民主聯(lián)合政府時，把他安排為副區(qū)長，“晉西事變”后被閻錫山的暗殺團抓去殺害。

我父親在這工作時，不斷到后山沁源一帶開會，回來后 常領著我去鄰村給人們講話。教唱革命歌曲，還給我做了一頂抗日軍帽。    

四十年代初期，我父換成商人裝扮，備有靈石、介休、天津等籍的良民證，日偽政府發(fā)的通行證。我還好奇地問他，怎么別人只有一個良民證，你就有幾個?他說日本人認錢不認人，這是哄鬼的“過路錢”。

他經(jīng)常免費給周圍村的人們作畫、修表，時而出走幾天不歸家，說是給人家送手工去了。

那時，常來我家的有何景文、李承昆，以及太岳行署的工作同志，他和靜升學校的孔乙堂校長也關系不錯，常有來往。我父親叫李承昆是“赤腳縣長”，李縣長當時正與靜升村的孫喜英談對象，孫母領著大女兒孫梅英，不斷來我家找喜英，有時幾天住著不走，想我祖母嘮叨反對李孫成婚。

我父親還作為旌介村的代表，因與介休興地村的水利糾紛而打過一場官司，興地的代表是郭立和，也是我的叔伯舅父，也在民主政府工作，結果是興地村敗訴，旌介村爭得十天澆地水，事后，興地村人們議論說，王少卿和李承昆是好友，打了偏官司。

從1941年---43年我父親病逝前止，他連續(xù)跑天津，說是在X有限公司供事。但每次出去只兩三個月就回來了，每次回來準帶寫醫(yī)藥、文具用品等什物，不知是賣還是送人，反正不幾日就處理了，我年幼弄不清究竟。

我父親患的是肺結核，1943年春由外邊說是從天津回來后，病情發(fā)作，時而臥床不起，好轉些就挑著糞筐去村邊路上，這期間，李縣長、賀學安(后任副縣長)、李一民(教育科長)等人不時來

探望他，有時深夜也來人，我父獨居一屋，談些什么我們不得而知。到秋天，他病重去世，留下祖母、母親和我，母親對父親十分忠貞，加上有我拖累，所以28歲守寡一直未嫁，直到49歲病故。

由于我父親性格倔犟，對我管教嚴厲，常用木質單位板子打我手，所以我對他的去世，不僅不懂得憂傷反而覺著是一種精神解脫----以后再也不用擔心他板子抽我了。

父親走后，外地給家里寄過錢，是哪里、什么人，我不清楚，聽祖母說是親朋好友，不久，祖母曾托人要把我送去當小相公(店員)養(yǎng)家糊口，被在集廣村當教員的我的三舅郭立順(42年參加革命)阻止。

1944年春，太岳行署的周兆(曾任介靈一區(qū)區(qū)長。解放后在河南新鄉(xiāng)，南陽地區(qū)任水利局局長。突然來我家說把我送往沁源介靈民高讀書，同去的還有李耀的內弟和周的弟弟。在民高有位女老師叫張健佑，對我特別關照，抗戰(zhàn)勝利后介靈分校，她帶我去介休民高沁源大禹，晉中解放后又送我去了賀龍中學，這時我十三周歲，張老師為什么待我特殊，一直是個謎。知道八十年代介休縣給我交流文史資料，始曉她是為老共產黨員、民高的支部書記。

六十年代我回到靈石工作后，曾向42年入黨的xxx打聽過何景文、李一民、李承昆(日降前已離開靈石)等人的下落，以便了解我父親的情況，但因該有愧于我們，所以含糊其詞不肯說明，之后，我也就放棄了這個念頭。上述有關我父的情況，倘若有誤，敬請指正。

以上即是錦秋文譜今日家譜故事的分享，這種書信的方式也是一種家譜內容的記述方式，可以借鑒。